第24章：军统电讯处特别支部的事 (第1/2页)

（这是第21章，作废了几章，忘记改名字了。）
　　
　　躺病床的张安平，即便他是一个穿越而来的挂壁，可面对现在的局势，他也没搞明白。
　　
　　对国民政府来说，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应对汪某人的叛国之举吗？
　　
　　1938年12月29日，汪某人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其大概意思就是跪舔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三个要点。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要放弃抗日，任由日本人在我们身上拉屎撒尿，然后跟日本人善邻友好……
　　
　　这是赤果果的公开性的叛国有木有！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统一思想、强调抗日、打击投降思想、打击投降派吗？
　　
　　但国民政府怎么做的？
　　
　　驳斥了艳电以后没多久，在1月21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
　　
　　在这个举国抗战之际，国民党居然专门建立了“防共委员会”！
　　
　　都说兄弟阋墙而共御外侮，但到了国民党这边，是只要外侮稍微消停那么一下，就抽空开始对亲兄弟先下狠手——敌人先撂一边，先打自己人！
　　
　　张安平理解不了国民党高层的心态，但他明白一件事，八字方针的确立跟防共委员会的成立，已经表明国民政府，从淞沪会战之初的积极抗战，开始转型为消极抗战了。
　　
　　【这大概是国民政府哪怕是到了抗战的尾声，还依旧被日本人差点捅死的核心原因吧——若是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淞沪会战时期的决心，也不至于到后期还被鬼子撵着差点捅死吧？】
　　
　　张安平幽幽的想着。
　　
　　淞沪会战、及同一时期的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这六场日军侵华后爆发的会战中，国军在“不战国将亡”的心理下，前仆后继的投入了生命的碾盘中，无数伟大而又可敬的生命，在这六场会战中，被消磨碾碎。
　　
　　但这六场会战下来，日军快速亡华的预谋已经被彻底的粉碎，日本国内的经济也陷入到了窘境，开战之初气焰嚣张的日军，这时候即便是不承认，他们也确确实实失去了战略的主动。
　　
　　翻阅历史，亡国之战中，被侵略的一方若是取得最后的胜利，经历无非就是：
　　
　　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击——大获全胜。
　　
　　当第一阶段目标达成以后，灭国之危已经淡去，此时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大肆的打击对手、消耗对手，然后展开战略反击，将敌人自国内驱逐出去，获取最终的胜利。
　　
　　国民政府此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战略相持——值此之际，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力量，为第三个阶段做准备。
　　
　　【换一头猪上去，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支持在敌后活跃的抗日力量！】
　　
　　【不管是八路军也好还是忠救军或者其他抗日力量，这时候就应该大幅度的支援他们！】
　　
　　【如此一来，在前线跟日军对峙的时候，后方也在极速的消耗着日军的力量！彼消我长，长此以往便进入了第三阶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从国土驱除，获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可是，国民政府在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后，居然……选择了兄弟反目！
　　
　　明明是消耗敌人从而达到彼消我长目的的好机会，可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选择了“我消”——而敌人因为汪某人的叛逃，眼看就要进入“彼长”了！
　　
　　可国民政府，偏偏选择了“我消”！
　　
　　张安平能看懂国民政府的“考虑”——无非是经过第一阶段后，哪怕是面对鼠目寸光的汪某人叛逃，国民政府高层也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前限制、扼杀未来的对手。
　　
　　显然，国民党根本没把自淞沪会战起浴血沙场的几十万上百万中华好儿郎的性命当回事，否则，他们绝不至于如此！
　　
　　【这个时候，真应该换一头猪上去啊……】
　　
　　张安平默默的心里哀叹。
　　
　　……
　　
　　作为坚定的“反共先锋”，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防共委员会成立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于是，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无数隐秘的反共情报。
　　
　　其中最让人侧目的是某位顽固分子（沈鸿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回到山东后的发言：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这份发言被转交防共委员会后，争议颇多，但受到了不少顽固分子的追捧——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员，张安平自然收到了这份发言。
　　
　　“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
　　
　　张安平咬牙切齿的“夸奖”着这份发言——天杀的混蛋，这份发言，你对得起自淞沪会战起，上百万中国军队的伤亡吗？
　　
　　宁亡于日？
　　
　　日可以不抗？
　　
　　那他妈还抗什么日啊！
　　
　　愤怒之余，张安平现在就迫切的等待着接头人联系自己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八字方针后，他就暗中发出了联络信号，想跟钱大姐留下的重庆的联络人碰头，但联系信号发出去后却始终未能见面。
　　
　　他本来想将情报暗中送去曾家岩的，后来一想，速记员这时候就业了，这份情报就没必要送了。
　　
　　1939年2月11，北方小年，正式从医院出来的张安平，因为受伤的缘故，还未得到回上海的允许，便在局本部兼职宣传业务——主要负责汪某人叛国后的针对性宣传。
　　
　　这一日，他终于等来了回应见面的信号。
　　
　　钱？
　　
　　看着回收广告中的落款，张安平大喜，难不成是钱大姐？
　　
　　当日下午，他便向戴老板的秘书丢了张请假条，上书：
　　
　　我要去接头
　　
　　随后便大摇大摆的离开军统，赶往约定的地点——
　　
　　“反共先锋”“防共委员会委员”便是如此嚣张。
　　
　　化妆后的张安平一眼就看到了在茶馆中的钱大姐，激动之余确定周围没有埋伏后，才跨步进了茶馆。
　　
　　“钱大姐。”
　　
　　听到熟悉的声音，钱大姐才确定眼前这个邋里邋遢的担担工就是大特务张世豪，她哭笑不得——这家伙果然是什么都能装。
　　
　　再次见到张安平，钱大姐其实是很激动的，不过她知道张安平的性子，生怕这小子给点染料就开染坊，便故意板着脸：
　　
　　“不是说过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启用重庆的联络信号。”
　　
　　张安平当然早就看出了钱大姐的欣喜，可没想到被钱大姐给“斥责”了，他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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